整个二月，中东和北非的民众反抗活动让古巴博客们纳闷：古巴可以成为“下个埃及”吗？虽然来自开罗的报导和摄影片段激励了不少文章探讨这项问题，但对于现今古巴能否发生类似活动，只有少数博客们乐观其成。

Ernesto Morales Licea发现埃及革命前的情况和古巴有很多相似处，古巴国家电视和电信可能是发展这类活动的重大阻碍。他写道：“讯息控管在我和平的家乡中，异常的比刚爆发革命的国家更强烈。”他继续提到：

这次在埃及的大型反抗活动是透过推特和脸书计划和组织，这就是为何古巴没有便利的網絡，也是光纤电缆不能让古巴民众自由，或跟世 界连接，而是使通讯受阻碍的原因。至于我现在则是放手一搏，失去也没关系。[…]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古巴民众担心电话遭窃听、谈话被录音。许多国际电视遭封 锁，因为他们知道会对系统造成威胁。

Regina Coyula在La Mala Letra提供详细对比分析，指出这两个地方关键性的差别。像Morales一样，她觉得埃及人能使用资讯与资通讯技术，是两者间重要的差别，但她认为其他因素也很重要。

我在埃及和古巴之间发现几个值得注意的相似处，然而也有很大的差别。埃及过去由独裁者所统治，但不是个极权主义的国家；反对党和 民间团体是有结构且合法的。军官团似乎经过专业训练，很多都毕业于西方的机构。当他们面对支持政府或人民的难题时，会选择后者。埃及人发现自己熟悉通讯技 术，且透过这些技术得知Wael Ghonim在脸书的召集。

博客也谈到许多关于脸书社团Por un levantamiento popular en Cuba的事。根据数名博客，这个社团是由迈阿密或西班牙的古巴人所成立。这个社团不仅成为召集活动的空间，更提供哀悼者追悼已故的良心犯兼绝食抗议者Orlando Zapata Tamayo。社团中列出数场集会，安排在西班牙、德国、瑞士及墨西哥的古巴大使馆前，举行Zapata的周年忌，也安排了2月21日起一周在古巴首都哈瓦那的活动。活动进行似乎不如社团团员所预期。

古巴首都哈瓦那的建筑，图片来自stephendl，依据创用CC BY-NC-SA 2.0授权使用

很难确定是否有古巴国内民众回应这些活动召集，但数名博客对外人试图煽动古巴起义感到失望，因为他们都在其他国家舒适地坐在电脑前。

Miriam Celava在Sin Evasión批评此事，并指出古巴还无法透过“虚拟管道”来发展革命，因为其设备还不够完整，必须以别种方式进行。她写道：

让我们慎重地审视，为何从国外召集古巴民众示威是靠不住的，考虑到策划者（或是在讯息时代所谓的網絡先驱）并没有向我们承诺他们 会亲自来古巴，并担任反抗的先锋。对来自远方的“是时候了！”抱有信心的读者们，原谅我，但如果此事不是这么严肃，是会让人笑掉大牙的。只要看看几个细 节，例如古巴几乎无法使用网际網絡，或是大部分古巴人不使用社群网络。这使民主自由几乎不可能由虚拟途径发起，例如电脑或甚至是手机。

Regina Coyula也认为设想不周，因为在古巴缺少便利的网际網絡，而且她认为关于反对党的行动，民众欠缺知识。为了测试她的主张的正确性，她做了一个非正式的实验：

从上礼拜一开始，我联系一群拥有不同兴趣的青年，有些人我认识，有些则不认识，而我问了他们三个问题。第一，他们是否有脸书帐 号，我很惊讶所有人都说有。第二，他们是否知道从国外发起的Orlando Zapata的忌日，每个人都表示不知道。大多数的人已经好几天不能登入他们的帐号，其他人则没有收到任何消息（我不排除有些人收到讯息，但不想让人知 道）。我不知道其他人怎么想，但这个实验让我有些发现。

Claudia Cadelo是Voces Cubanas的主要博客之一，她写了一篇动人的文章回应来自埃及的新闻。她对古巴能否有明显的改变表示没什么信心，但提到虚拟網絡空间带给她带来的特别经验。

我想知道在埃及发生了什么事，但古巴电视台操纵了所有讯息。我往窗外看去又想起在伊朗绿色革命的照片。我突然怀旧了起来，怀念我 从来没遇过的经历，真奇怪。我记得十一月六号，当一群人强迫三个女人进入一辆车时，路人张大著嘴注视的愚蠢模样。我笑了，我不能想像在Vedado的街上 有许多要求民主的年轻人。

我不会感到悲观：我还能有網絡。当我浏览网页时，不好的感觉都会消失，感觉像是世界正在改变而我在另外一个星球…我觉得总有一天会改变，在網絡上感受到的自由终究会和现实中的自由相符。我们欠缺的有多少并不重要，我会一直抱持希望。

* Vedado是哈瓦那的一个地区，哈瓦那大学位于此。